那么既然德国确定规划裁决是一个独立的行为，根据《审查》一文，将‘确定规划裁决或‘批准视为独立的行为，而不是行政规划的一个阶段，则不能将行政规划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之逻辑进行推导，则德国确定规划裁决核准的规划必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如果这个例子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就可推知比较宪法学研究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非常特殊的地位，其对中国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促进作用也就不言而喻。在这些学者解释中，往往将宪法同《圣经》等宗教典籍相提并论，这种比附可能适合于宗教信仰坚定的人群或种族，因为其中有内在的超验体认作为保证，但对于将现世与来世混为一体并且更重视俗世生活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也许并不恰当。
无论是对中国宪法的事实发现，还是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规范性阐释，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为中国宪政建设贡献知识与思想，如果这些知识与思想不应是碎片化的而应是体系性的，就需要相应的中国宪法理论作为体系化的工具。[36]通过对个人自身的省察来判定时代的处境，托克维尔似乎是一个榜样。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宪法解释学对于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还是有选择的，或者说，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了切割式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而对中国宪法序言与宪法总纲的文本解释还显匮乏，这样就不能形成关于中国宪法文本的整全性知识，笔者将这种状况称之为碎片化研究。[56]详见韩秀义：《草地故事、论证性正义与中国信访出路》，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虽说这是支振峰博士针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反思，如果不是论证上偷懒的话，似乎也适用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
），但法理学者比如周旺生教授已经对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做出了相对严格的区分与解释（可参见周旺生、朱苏力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和分类类下的相关词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并且这种区分与解释在笔者看来值得宪法学者借鉴。[92]（二）监督权与任免权的差异性与任免权主要针对的是人不同，监督权主要针对的是事，虽然监督权也是对人的监督，但它是通过对人所做的事的监督来实现的，不存在脱离具体事务的抽象的对人的监督。
任免权以监督权为前提，但任免权并不是监督权的一种，而是监督权行使的前提（任）和可能结果（免）。监督的结果可能导致免，免来自于监督，是监督的可能结果，监督有免做后盾才真正有威慑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孙斯坦教授认为弹劾总统应限于总统大规模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并且所滥用的权力显然就是作为总统所特有的权力。
[46]2、任和免不完全统一这可分为四种情况：其一，任者和免者不是同一个机关。任是免的前提，没有任就无从免。
一些美国学者在批评美国国会弹劾克林顿总统之举时指出，弹劾机制的最大危险就是造成局势动荡不安，结果可能在惩罚总统的同时，同样或更多的是在惩罚国家。不信任投票用以监督失策，为政治问题。拥有任免权、监督权的机关是拥有任免权、监督权的权力人，是任免权、监督权的行使者。美国最高法院对总统解除独立管制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核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暑等机构）负责人职务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理由是这些机构执行的是部分立法职能（在国会委托立法的授权下制定规章）和部分司法职能（在当事人违反规章或发生争议时进行裁决），不同于一般行政机构。
任往往是一次性的，免更不可能经常发生，但监督却是经常性的，不间断的。[68]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被弹劾的行为，对于国家元首，以叛国、违反宪法和法律为主，对于高级官员，以职务上的违法为主。与旧时的官僚政治不同的是，政府不再是大权独揽，而是由议会组阁（或通过其它民主方式组成政府），政府必须接受议会监督，对议会制国家来说，议会为内阁的原动力。[70]学者们大体都持类似观点，认为罢免属于政策问题，无须特定的法律理由，弹劾一般针对犯罪行为而言，并且大多数针对叛国、受贿、渎职或破坏宪法等非常犯罪。
[73] 陈业宏等著：《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1页。而2001年4月陝西省連續發生了三宗特大安全事故，死亡103人，國務院對陕西省省长程安東只給予了行政記過處分。
[62]在有的国家则由普通法院审理（如比利时宪法规定，弹劾案由下议院过半数通过，提交最高法院审判）。一般来说，拥有任免权的一方也是拥有监督权的一方，任免权、监督权都是权力，拥有任免权、监督权的机关通过运用这些权力来监督、制约被任免、被监督的另一方。
[39] 但具有法院工作经历的只有2位，即董必武曾在根据地任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曾于1983年至198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3]3、政府首脑的任政府首脑的任之权，一般也要受议会或元首制约，或受二者的共同制约。[94]监督权可以并且应该经常行使，任免权却较少运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宪法制定者规定总统应由一小群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55]（三）免的形式关于免的形式，一般有罢免、弹劾、免去、辞职等多种形式。不退回回执就意味着对该提名无反对意见。
免是任免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不能没有、也不能完全不使用、但却是不宜大量使用的权力。在有的国家，国家元首则在某些方面有独立的任命权，如法国总统有权直接任命总理，既不需要任何人附属，也不须提交国会作信任投票。
这也是为什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常务委员会不能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仅因为这些人地位较高，而且因为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即提名人也在人大内），他们的罢免与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己定夺。[32] 《德国基本法》第63条规定：一、联邦总理经联邦总统提名由联邦议会不经讨论选举之。
任命杨洁篪为外交部部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06月26日11:12 [52] 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在法律上，女王有权任免国务大臣，但实际上自1834年起，无不接受首相的建议，即由首相组阁提名，女王在形式上予以任命。（一）监督权与任免权的功能虽然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管理国家是民主的基本要求，但当今世界，政治的重心离开议会而归于政府，可以说是当然的趋势。动辄寻求弹劾的方法危害很大，它可能危及民主的发展，使想当选或想再次当选的政客们过于热衷于指控反对党的成员事实上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因此应该遭到罢免。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
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委员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委员长的职务，直到委员长恢复健康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委员长为止。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议会的任免权可能属于议会中的某一个院（如在美国主要属于参议院），在我国这样的议会设立常设机构且该常设机构有很大权力的体制中，议会的任免权往往在议会和其常设机构之间有一定的分工。
宪法规范的免的对象与其任的对象一样，一般是最高国家机关成员，各国的范围有所不同，如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公职人员均可以被代议机关罢免，而西方国家弹劾的范围大体只是国家元首、行政官员、司法官员等，在那些不允许罢免议员或是没有罢免制度的国家，议员也可以被弹劾。[41] 陈业宏等著：《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2页。
同样，对宪法明确规定了限任制的职位，即使任者对被任者的表现非常满意，也不能令其继续任职下去。[93] 田穗生等著：《中外代议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6页。
因此法官如果没有违法犯罪等行为，就不应被撤换，而因违法犯罪下台在性质上应属于弹劾而不是罢免。[13]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5条第1款。二是批准（或决定）者和被批准（或决定）者之间的关系，这往往表现为监督关系（如议会和政府总理及部长之间的关系）。虽然民主体制并不完全排除官选官、官查官、官免官的途径，但至少有一部分官应当是民选、民查、民免的，如议员、政府首脑，甚至国家元首，否则代议制的民主性质就可能发生质变。
这样的权力体制设计固然和我们的民主化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关，但也可能和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没有真正理解并接受代议制民主有关，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都是官选官、官查官、官免官（准确地说是大官选小官，大官查小官，大官免小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任、查、免的官吏制度，而不习惯于民选官、民告官、民免官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机制。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宪法中的权力规范涉及国家元首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产生、性质、地位、组成、任期、会议、职权等多方面内容，文本所论述的主要是宪法规定的议会任免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64] 参见苏艺：台湾地区领导人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比较研究（未发表）。
英国的各级法官（包括不领薪金的业余法官），一律不经选举，而用任命的方式产生。[83] 也可能有例外，如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的专机2010年4月10日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除了总统夫妇外，还有波兰副议长、副外交部长、国家安全局长、总统办公厅主任、军队总参谋长、国家银行行长以及数名地位显赫的资深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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